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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赏读完一本名著后，你有什么体会呢？这时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哦。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
1587年，可能是会被众多历史学家所忽视的一年，但黄仁宇先生却以其学贯中西的博识，从独特的视角，展示了一个别样的年代，可以说这是个毫无意义的年代，也可以说是一个极富深意的时代。 从头再来看看这本《万历十五年》，全书分为了七个章节，分别从七个不同的视角来剖析整个明朝成熟的封建礼教制度下的各个阶层的特点及情况。
首先，1587年，乃是万历帝即位的第十五个年头，也是号称“明朝第一首辅”张居正死后的第五个年头。而万历帝在张居正严格的教化近十年中天天如同一个小学生一般，虽位居皇位，却如坐针毡，对张居正这位老师的敬仰也在这十年中消磨殆尽，也在自己的“青春期”发育后，叛逆之心也是此消彼长，从敬仰变为畏惧，由畏惧转为憎恨，以至张居正死后的几年，朝中的言官只要有关于弹劾或是打击张居正的奏章，万历帝一律准奏，并大兴其事，在《明朝那些事儿》中，作者曾风趣的评价过万历，“万历的皇帝生涯一直就在做两件事，加强集权，和搞臭张居正，也可以说这两件是同一件事。”张居正死后，万历帝就如同一个被压抑多年的高考生一般，准确的说，也可以是一个复读生，一朝高考过后，变天大地大任鸟飞了。可以说，这时的他真正掌握了朝中大权，可以一展自己曾经的抱负，可他没想到，张居正毕竟是张居正，整个朝廷，张居正可以扛下来，但张居正毕竟只有一个，而他万历，未必可以。在封建礼教下具有严格制度体系的朝纲
之下，万历的结局也只有是逃避和放纵。
要说在整个万历年间，最权倾朝野的首辅那得算是张居正，但最让万历中意的首辅还得是申时行。作为曾经的科举状元，在申时行八年半的首辅生涯中，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平衡言官和皇帝之间的关系。申时行所任首辅时期的最大背景特点是言官猖狂，而且是极度猖狂，在成功搞倒搞臭张居正后，他们仿佛如同打了鸡血的疯狗一般，肆无忌惮的咬着朝中的任一位掌权者，从文渊阁大学生，到内阁首辅，实在无人可骂了也会去揭一揭皇帝老儿的短，替皇帝老人家管管人家的私生活什么的。而申时行也是深知大明言官的这一特质，深知这些以骂人为生的人的“厉害”，吸取前任张居正的`教训，在此，就再提一下黄仁宇先生对张居正对待言官的政策总结：把所有的言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是贬黜。因此，严重威胁了言官们的安全感。申时行就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小心翼翼的维系着整个朝廷的平衡，可以说，申时行是继嘉靖后期严嵩之后，及至王锡爵之间的众多首辅中，最得善终的一人。而黄仁宇先生也是这样评价的申时行：“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老，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济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言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言官。”
可以说，从申时行继任首辅伊始，乃至到了万历执政的晚期，整个大明朝廷都是处在了一个后张居正的时代。言官们力求废除张居正时代的一切政策法令，流放或是罢免张居正时期任用的所有官员，但申时行及部分朝臣又在努力维护着部分法令，以维持整个帝国的运转，而这个时候，我们的万历皇帝又在做些什么呢？“沉湎后宫，纸醉金迷”这八个字可以说是众多史学家对这位后张居正时代时的执政者的最大评价了。无外乎黄仁宇先生惊呼道“世间已无张居正”啊！ 在这样的一个后张居正时代中，黄仁宇先生一直对于万历皇帝有个较为客观和辩证的看法，从张居正首辅时期的那个对张居正敬仰有加的好学生，到张居正死后曾一度打算励精图治，为求雨而徒步十里的有志天子，再到中后期消极怠工，不理朝政，色令智昏的酒色皇帝，可以说在1587年这个时间点之后，万历皇帝真正成为了一个黄先生口中的那个活着的祖宗。要说这万历皇帝成为这样的活着祖宗的话，我们不得不将其原因追究整个大时代的背景。张居正的强势使得整个朝野甚至国家如同一艘破浪在加勒比海的黑珍珠号，他的强硬使得每个船桨都必须向同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则是张居正自己决定的，一旦有人出现质疑，则会被无情的被置于船底，或是被抛置大海之中，是张居正利用自己的强势保持了这艘大船的前行，牵引约束着所有的船桨。而当这个强势的船长在未抵达终点就与世长辞之时，全船上下就一下子乱了手脚，船主，也就是年幼的少东家惯例般的为其办了巨大的葬礼，但悲伤的气氛没过多久，积压长久的怨气一下子就开始爆发了出来，先是受了许久压迫的大副，利用自己新任船长的身份组织起了那批曾经被打至船底的人们，开始了对自己上任船长的告状以及诋毁之旅，渐渐地，这种情绪也开始影响了年轻的少东家，对于前任船长的一切，大家都开始全力的抵触，慢慢的，大家剪断了各个船桨之间的牵引线，以满足自己的报复欲。但在一切看起来很疯狂的报复之后，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船已经开始貌似不受控制了，而这时，这位新上任的船长也在一次意外中步了老船长的后尘。少东家也开始慢慢的想要塑造自己核心的地位，而最新一任的船长，也就是曾经的二副也开始陪同着少东家一起来继续航行。
一切开起来都貌似着向好的方向前进着，但少东家似乎忘记了自己就算是个少东家，也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船长，而在张老船长之后，貌似短期内也再出不了这样的一个强势船长，当然，也不会被允许出现了，毕竟少东家也长大了，也不想大家在他的名字前加个少字了。而随着旅程的继续，年轻的少东家真的发现自己难以驾驭这样的一艘黑珍珠号了，由最初的踌躇满志到后来的壮志难酬，再到无意理政，以至于将所有的一切发泄到了已故的张老船长身上，当然发泄的还有那些曾在船底压抑过的老船员们。而那位新船长则是这艘船上为数不多的明白人，他深知张老船长的重要性和价值，也明白目前整条大船的现状，更清楚自己的实力，相比之下，自己自认为没有张老船长那样的霸气和实力，只有不断的在那群船员和少东家之间来回奔波。这位名为申时行的新船长不能不说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位老手，在这样的一艘风雨飘摇的黑珍珠号，他能一直处在船长位置，且被少东家信任，实属不易。不过他的过于委婉，使得我们的少东家真正的变成了一个色令智昏沉迷酒色的昏君。而他将一切都归咎到了自己身上，努力的使这艘大船不会沉没。可以说，在申时行时代，他的工作不是使明朝这艘大船向前航行，而是使这艘大船能不漏水。
我们的万历皇帝在自己的执政后期，也可以说是在张居正死后的张居正时代，除了沉湎声色之外，他还在时刻做着和自己祖宗一样的事，就是加强集权的统治。在万历时期，万历手上，他继续无限制的扩大着锦衣卫甚至的东厂的实力。而可能是年幼时长期受到张大学士压抑的原因，万历皇帝的后期似乎对于自己的权威及威严看的过于敏感，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让他觉得是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和质疑，这就使得他愈发的壮大着自己的东厂及锦衣卫这些个特务组织，为自己服务着。
黄仁宇先生的这本《万历十五年》考究异常精细，其中体现了黄先生西方式的思维，无论是皇帝上朝或是经筵时的制度礼仪，甚至是衣着花式，都是经过了大量的文献查阅后的结果。每章节之后，黄先生都作了大量的注释，所参考的文献超过了15部之多，可以说是真正的“锱铢必较”啊！
1587年，可能会是大多数人都不会留意的年份，今天可能也会是这样，但细细品位，在我们的周围，又或是在世界的某个其他地方，又会怎知毫无意义呢？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一样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一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在分析、比较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能够篡改历史），不一样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贴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必须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我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能够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能够自保，冯保能够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一样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笔者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二“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词解释
下头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那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并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应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可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比较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张居正和申时行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可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之后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动乱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景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一样。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所以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主角。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能够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教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我的教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我的教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所以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四这本书带给我们的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一样阶层不一样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仅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应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可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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