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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阅读一】
诗经简介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也就是前1100年到前600年，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05篇。
《诗经》在先秦叫做《诗》，或者取诗的数目整数叫《诗三百》，本来只是一本诗集。但是，从汉代起，儒家学者把《诗》当作经典，尊称为《诗经》，列入“五经”之首。
《诗经》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按当初所配乐曲的性质，分成风、雅、颂三类。
“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也就是各地方的民歌民谣。“风”包括了十五个诸候国的民歌，即“十五国风”，共160篇。占了诗经的一半以上。与《雅》、《颂》相比，《风》显得活泼，生活气息更浓，如开篇《关雎》写初涉爱河的青年。《氓》写被丈夫抛弃的女子的哀怨。《静女》写恋爱时的微妙心理。
“雅”是正声雅乐，是正统的宫廷乐歌。“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一共有105篇。“大雅”是用于隆重盛大宴会的典礼；“小雅”则是用于一般宴会的典礼。
“颂”是祭祀乐歌，用于宫廷宗庙祭祀祖先，祈祷赞颂神明，现存共四十篇。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
它资料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
《诗经》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广泛流传。是中国几千年来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孔子在《论语》里也有“不学《诗》，无以言”的说法，并常用《诗》来教育自我的弟子。此后，它与《书》、《礼》、《易》、《春秋》并称“五经”。孔子以后的儒家学派人物，都把《诗》当作教本，传授不绝。虽经秦始皇焚书，但《诗》由于学者的口头传诵，得以流传下来。
《诗经》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
《诗经》的表现手法：一、超多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二、《诗经》的表现手法之二：四言为主，章节复沓，反复咏叹。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13)它资料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能够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
《诗经》修改成书的年代约在春秋后期，据说孔子以前删定过《诗经》。到汉代，传授《诗经》的有四家。齐国辕固所传的《诗》叫《齐诗》，鲁国申培所传的《诗》叫《鲁诗》，燕国韩婴所传的《诗》叫《韩诗》，鲁国毛亨所传的《诗》叫《毛诗》。东汉时，《毛诗》得到了官方和学者们的认同，逐渐盛行，齐、鲁、韩三家《诗》逐渐衰落以至亡佚。此刻我们见到的《诗经》，就是毛亨传下来的，我们那里选录的《诗经》，原文主要依据清代阮元校订的《十三经注疏》，并广泛参考了其他研究《诗经》的专着。
【精选阅读二】
《诗经》简介
一、《诗经》的体制
《诗经》，原名《诗》或称“《诗》三百”，汉代“独尊儒术”以后，被视为儒学的经典，故称《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的诗歌。全书加上“有目而无辞”的诗，共311篇，其中有六篇所谓的“笙诗”(即有声无辞的诗，相当于这天的曲谱。)，没有诗歌资料，故《诗经》实际上是305篇。《诗经》的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６世纪。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
《诗经》按风、雅、颂分为三类“风”是指“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共160篇；
关于“风”的解释，古今也多有不一样。此刻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风”指音乐曲调，《国风》即诸侯所辖地域的乐曲，相当于后世的地方乐曲。
“雅”包括“小雅”74篇，“大雅”31篇，共105篇；“雅”是“正”的意思，即贴合标准的意思。诗经》中的《雅》是指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即王畿(周王国都一带)乐。《颂》是统治阶级用来宗庙祭神祭祖的乐歌。“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
二、《诗经》的思想资料
《诗经》的思想资料，概括地说有以下五个大的方面。
(一)、歌颂祖先功业的祭祀诗
这类诗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三颂”中数量最多、成就最高的是《周颂》。这类作品中被后世认为历史价值、文学价值最高的，收录在《大雅》中的、被称为是周族史诗的五篇作品：《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这五首诗合起来，叙述了自周始祖后稷诞生、建国至周武王灭商建立西周的全部历史，反映了周人征服大自然的伟大业绩，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制度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以及周人推翻商朝统治的斗争，能够说，这五首诗是周人壮大发展的历史写照。
(二)、反映社会矛盾的怨刺诗
这些诗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如国风中的《伐檀》《硕鼠》《相鼠》《南山》《株林》等，或讽刺贵族的不劳而获、贪得无厌，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这些诗在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
(三)、描述战争与徭役的诗篇
《诗经》中描述战争的诗，有一部分诗表现了将士们同仇敌忾的豪情壮志，充满了乐观精神。但更多的诗着重表现对于敌人的痛恨、对于战争的厌倦和对于家乡的思念，充满了忧伤的情绪。如：《豳风·东山》，写出了一位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悲喜交集、喜胜于悲的复杂情绪，反映了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怀念和向往。
(四)、反映劳动生产的诗篇
周部族的始祖是以农立国，周代的经济也是以农业为主，所以《诗经》中反映劳动生产的诗歌比比皆是，即使是用于祭祀的《周颂》中，也有写劳动生产的诗，《国风》中更是有这类作品。如《豳风·七月》，无论是在资料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堪称是《诗经》劳动诗的最优秀的作品
(五)、反映爱情和婚姻的诗篇
《诗经》中有关这一主题的诗，数量相当大，占《诗经》全部的1/3，主要集中在《国风》中。从资料上看，这些诗歌，大多数是对爱情率真大胆的表白，感情大都是真挚、热烈、纯朴、健康的。
三、《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的艺术成就主要表此刻三个方面。
(一)、《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开端：
《诗经》中的诗，取材于现实生活，或抒发由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从而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堪称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
(二)、《诗经》的写作采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在赋、比、兴这三种表现手法中，“赋”是最常用的表现手法。《诗经》中《颂》的绝大部分诗都是用赋的表现方法写出来的，而比、兴则常常是结合使用，有些句子确实很难分清其到底是比是兴，所以后世常常比兴连称。
(三)、《诗经》的语言和形式上的特点
语言方面的特色：《诗经》中超多使用了双声、叠韵、叠字等语汇。这些语汇的运用，一方面有助于诗人对于声音的摹写，一方面也有助于表达诗人曲折幽隐的感情，同时也有助于诗人描绘清闲美丽的自然。
形式方面的特色：《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节奏是二字一拍，每句二拍，这种二拍四言句式，带有很强的节奏感。但《诗经》也并不拘泥于这种形式，有些诗常常冲破这种格式，而用杂言句式。如《伐檀》就是一首杂言诗。
《诗经》的有些诗，具有重章叠句、回环往复特点。
【精选阅读三】
《诗经》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编集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有两种说法：①行人采诗说。《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诗经》305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时间长、地域广，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状况下，假如不是经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产生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采诗说是可信的。②孔子删诗说。《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诗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此时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乐，鲁乐工为他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说明那时已有了一部《诗》，此时孔子年仅8岁。所以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但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确曾为《诗》正过乐。只但是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古乐失传，《诗三百》便只有歌诗流传下来，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
体例分类《诗经》所录，均为以前入乐的歌词。《诗经》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一样来划分的，分为风、雅、颂三类。①风。是不一样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②雅。即朝廷之乐，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大部分为贵族的作品，即所谓正声雅乐。《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一样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③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资料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从时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后期至东迁时；《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当产生于春秋时期。从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上看，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
思想资料《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
有些诗，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它们从不一样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有些诗，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画了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劳动过程；《豳风·七月》记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小雅·无羊》反映了奴隶们的牧羊生活。
还有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秦风·兼葭》表现了男女之间如梦的追求；《郑风·溱洧》、《邶风·静女》表现了男女之间戏谑的欢会；《王风·采葛》表现了男女之间痛苦的相思；《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相互馈赠；《鄘风·柏舟》、《郑风·将仲子》则反映了家长的干涉和社会舆论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另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还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
艺术成就及其影响《周礼·春官·大师》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诗在《毛诗序》中又作六义。其中，风、雅、颂，是指体例分类来说的；赋、比、兴，是就表现手法而言。关于赋、比、兴，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做了比较确切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例如《豳风·七月》、《卫风·氓》都是赋体：前者铺叙了奴隶春耕、采桑、纺织、田猎、造酒、贮藏和准备过冬等一年四季的全部劳动生活，表现了阶级的对立和奴隶们的悲愤之情；后者倒叙了弃妇与氓由恋爱到结婚直至被氓遗弃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弃妇的哀怨和决绝。又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都是比体：前者把剥削者比作贪婪的大老鼠；后者把淫乱无耻的卫宣公比作大癞蛤蟆；二者都寄寓了极大的讽刺之意。另如《周南·关雎》、《魏风·伐檀》都是兴体：前者以贞鸟雎鸠的“关关”叫声起兴，联想起人的男女之情；后者以奴隶们的“坎坎”伐木声起兴，联想到奴隶主阶级的不劳而获。在《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常常是交替使用的，有“赋而比也”，有“比而兴也”，还有“兴而比也”。如《卫风·氓》是赋体，但诗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
无食桑葚”又显然是“兴而比也”。另如《卫风·硕人》，用铺陈的手法描述庄姜美貌，但其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传神地表现出庄姜的天生丽质，这显然又是“赋而比也”。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是构成《诗经》民歌浓厚风土气息的重要缘由。
《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此外，《诗经》在押韵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在《诗经》中几乎都已经具备了。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由于其资料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译本。《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难题的看法。但到之后，《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个性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我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状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能够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好处。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好处。《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能够致使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能够“远
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贴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
那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超出必须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资料。
秦代以前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这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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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诗经》概说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也就是黄河、长江、汉水、渭水流域的广大地区。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绝大部分已不可考。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作者如此复杂，显然是经过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成书的。
第二节《诗经》的编集
《诗经》的编集，在先秦古籍中没有明确记载。历史上有广泛影响的“采诗”、“献诗”、“删诗”之说，透露了《诗经》作品来自和编定的一些消息。
采诗：周代朝廷采诗、献诗以制作礼乐。班固《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动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这种采诗制度的目的是观风察政。
献诗：周代公卿列士献诗、陈诗，以颂美或讽谏。《国语·召公谏弭谤》：“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公卿列士所献之诗，既有自我的创作，也有采集来的作品。
附：删诗说：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东汉王充《论衡·正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其重复，正而存三百五篇”。删诗说影响很大，至今有人坚持，但多数学者认为此说不确：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鲁乐公演奏十五国风，名称顺序与今本是《诗经》相同。当时孔子仅8岁。《史记》说孔子删诗是在“自卫返鲁”之后，但《论语》中孔子不止一次提到“诗”、“诗三百”。春秋时期诸侯宴飨和出使，常赋诗言志，所赋之诗多为《诗经》。而赋诗言志之风，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孔子曾骂过“郑声淫”，“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主张“放郑声”。但现本《诗经》郑卫民歌依然很多。可见，说《诗经》由他删选而成，则是不可信的。孔子对“诗”可能作过“正乐”的工作，甚至也可能对“诗”的资料和文字有些加工整理。
第三节《诗经》的分类
《诗经》按风、雅、颂分为三类，“诗”最初都是乐歌，只是由于古乐失传，后人已无法了解风、雅、颂各自在音乐上的特色了。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即这些地区的地方土乐。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周颂31篇，是西周初期的诗。周颂不一样于其他诗的体例，不是由数章构成，每篇只有一章。鲁颂4篇，产生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商颂5篇，大约是殷商中后期的作品。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商部族的历史传说和神话。
第四节《诗经》的应用和流传
一、赋诗言志：
《诗经》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广泛流传，《左传》中超多记载了诸侯君臣赋诗言志的事例，他们以“诗”来酬酢应对，出使专对，以赋诗来表情达意。称引“诗”句，来讽谏劝戒，评论抒情，在上层的人际交往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吴楚交战，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春秋左传·定公五年》）
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二、四家诗：
秦火以后，《诗经》以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在汉代流传甚广，出现了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兴盛一时。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之后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汉儒传《诗》，使《诗》经学化，固然有对《诗经》的曲解、附会，但汉代构成的诗教传统和说诗体系，不仅仅对《诗经》的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古代《诗经》研究简说：
《诗经》的传授和研究，自汉以下，主要用于经学。经学是开始于汉代、绵延至清代的一门专攻儒家经典的学问，这门学问的宗旨，是为封建社会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建设服务，一般以“六经”注我的方式阐发学者的主观思想。《诗经》作为经学的一科，讲授和研究的主题，自然不是艺术形式而是思想资料。大致说来，汉学重“美、刺”，宋学重“义理”，清代“朴学”重“考据”。
汉学：是汉、唐经学研究的主流。汉学研究《诗经》的典型著作有《毛诗序》、《毛诗郑笺》、《毛诗正义》。汉人在诗的标题下写一篇类似于题解的文字，称为毛诗序，《关雎》篇为大序，其余为小序。《诗大序》总论《诗经》，认为诗歌反映政治：“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小序》则以史解诗，以诗证史。具体指出各篇的政治背景，或因某事而美某人，因某事而刺某人。所以清人程廷祚《诗论》说：“汉儒说诗，不出美刺二端”。到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集《诗经》汉学研究之大成，全面继承了汉儒“美刺”的说法，进一步肯定了《诗经》是一部美刺时政的政治诗集。就应说《诗经》中有一部分诗是与政治有关联的，具有美刺的性质。但不加区别地说每一首诗都是美刺，就过于拘泥了。
宋学：是宋、元、明经学研究的主流。宋学不满汉学只讲美刺的毛郑诗学，集中批判毛诗序。苏辙《诗集传》、郑樵《诗辨妄》、王质《诗总闻》，代表性的是朱熹的《诗集传》，废序言诗，自由讨论。跳出汉学的窠臼，而讲出了宋学的特色。宋学以理说诗，主性情、主义理。“凡诗之言，善者能够感发人之善心，恶者能够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四书集注》）这样《诗经》由汉学家的政治教科书变成了宋学家的“理学教科书”。宋学的功劳在于指出了《诗经》中存在着超多的与“美刺”无关的民间歌谣。“凡诗之所谓风者，所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诗集传》序）宋学的弊端在于指责这些民间歌谣是“恶为可诫”的淫奔之诗。宋学还有脱离训诂、随意穿凿的毛病。
清代朴学：汉学复兴，宗汉而攻宋。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毛诗传疏》推崇毛传。其宗毛攻宋的武器就是发扬汉代“汉学”重视考据的朴实学风，认真地做音韵、文字和词义的工作，所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其字也，由字而通其词，由词而通其道”。（戴震）清代朴学的贡献在于：专心的考据，对于《诗经》训诂，贡献良多。但其弊端在于：只敢拿《诗经》做往古的学问，不敢拿《诗经》作当世的鞭策，背离了复兴“汉学”“引古筹今”，用之于“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顾炎武）的初衷。
第五节《诗经》的资料
一、祭祖颂歌：
上古祭祀活动盛行，许多民族都产生了赞颂神灵、祖先，以及祈福禳（ráng）灾的祭歌。我国古代也个性重视祭祀，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大多是以祭祀、歌颂祖先为主，或叙述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赞颂先公先王的德业，总之是歌功颂德之作。但这些作品也有其历史和文学价值。周族史诗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作品，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业绩，反映了西周开国的历史。从《生民》到《大明》，周人由产生到逐步强大，最后灭商，建立统一王朝的历史过程，得到了完整的表现。五篇史诗，反映了周人征服大自然的伟大业绩，社会制度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以及推翻商人统治的斗争，是他们壮大发展的历史写照。所以，它们与后世的庙堂文学有明显的区别。
讲解《大雅·生民》（ZP42）
克禋克祀：郑玄笺：“禋之言烟，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者，积柴实牲体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烟，所以报阴也”。夏以水菜（之后三晋节俭）、殷人（东夷、郑卫宋齐、楚）尚声，周人重气。
履帝武敏歆：闻一多先生说：履帝武敏是一种象征性的舞蹈，“所谓帝是代表上帝的神尸，神尸舞于前，姜嫄尾随其后，践神尸之迹而舞，其事可乐，故曰：‘履帝武敏’，犹言与尸伴舞而甚悦喜也。‘攸介攸止’介林光义读为‘愒（qì）’：息也，至确。盖舞毕而相携止息于幽闭之处，因而有孕也”。（《神话与诗》）
那里实际描述的是古时求子求爱的仪式。
宋周去非《岭表代答》：“人每岁十月旦，举峒祭都贝大王，于其庙前会男女无夫家者，男女各群，连袂而舞蹈，谓之踏摇。男女意相得，则男咿嘤奋跃，入女群中负其所爱而归，于是夫妇定矣。”这是原始狂欢节求爱求子仪式的遗存。而“履帝武敏”当是许许多多形式中的一种。
清陆次云《峒蹊纤志》：苗人每遇节令，男子吹笙撞鼓，妇随其后，婆娑进退，举手顿足，疾徐可观，名曰踹堂之舞。但是苗人此舞，已经失去原始时代舞蹈的好处。他们只是在象征性地表演祖先的狂欢舞而已。苗人是伏羲氏之后，传说伏羲也是因为他的母亲华胥履迹而生。
履帝迹生子的神话，实际上是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母系社会的折射,而且反映了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的历史背景。反映了殷周时期的历史图景，以及人们敬天祭祖的宗教观念。
艺术上：本诗采用铺叙手法，歌颂后稷功德，似乎是一篇《后稷本纪》。后稷出生、转弃、稼穑、祭祀过程，生动细致。用方、苞、种、裦、发、秀、坚、好、颖、粟，描述谷物生长过程中的十种状态。用旆旆、穟穟、幪幪、唪唪描画豆、谷、麻、瓜四类作物的长势。以舂、揄、簸、蹂、释、烝，叙谷物处理的六个步骤。精细而形象。孙鑛《评诗经》：“次第铺叙，不惟记其事，兼貌其状，描摹如纤，绝有境之态。”
传奇色彩：履帝迹而怀孕，生而如肉团，剖之不开，弃之见异，生而会立，天生知农，天降嘉种。
二、农事诗：
我国农业有悠久的历史，很早就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新石器晚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标志着农业的初步发展。周人将自我的始祖与发明农业联系在一齐，可见农业在周人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诗经》时代，农业生产已占有重要地位。《诗经》中的作品，不仅仅在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上打上了农业礼貌的烙印，而且产生了一些直接描述农业生产生活和与之相关的政治、宗教活动的农事诗。
周初的统治者极为重视农业生产，一年的农事活动开始时，要举行隆重的祈谷、藉田典礼，祈求上帝赐予丰收，天子亲率诸侯、公卿大夫、农官到周天子的藉田中象征性犁地。秋天丰收后，还要举行隆重的报祭礼，答谢神灵的恩赐。《诗经》中的《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作品，就是耕种藉田，春夏祈谷、秋冬报祭时的祭祀乐歌。这类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与周人农业生产相关的宗教活动和风俗礼制，反映了周初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周初农业经济繁荣，以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讲解《七月》
《七月》是一首农事诗，是风诗中最长的一篇，共8章88句，380字。其最伟大的价值是史料价值，研究古代农业发展状况、古代气候的学者都务必参考。
艺术上，这首诗受到的称誉过多，说它“无体不备，有美必臻。”“洵天下之至文”、“真是无上神品”，这些赞词，都缺少发展的眼光。清代崔述：“读《七月》，如入桃源之中，衣冠朴古，天真烂漫，熙熙乎太古也”。评价比较中肯。的确，这首诗不着意构筑，信口而出，用赋的手法从七月写起，按农事活动的顺序，以平铺直叙的手法，把风俗景物和农夫生活结合起来，朴实、生动地描摹了西周农人的生活状况。这便是《七月》的艺术特点。
三、燕飨诗：
《诗经》中还有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资料的燕飨诗，更多地反映了上层社会的欢乐、和谐。周代是农业宗法制社会，宗族间相亲相爱的关联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周之国君、诸侯、群臣大都是同姓子弟或姻亲，周统治者十分重视血缘亲族关联，利用这种宗法关联来加强统治。燕飨不是单纯为了享乐，而有政治目的。在这些宴饮中，发挥的是亲亲之道，宗法之义。《诗经》中许多其他题材的作品也都表现出浓厚的宗法观念和亲族间的脉脉温情。
讲解《小雅·鹿鸣》。
本诗是天子宴群臣嘉宾之诗，之后也被用于贵族宴会宾客。宴饮中的仪式，体现了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燕飨诗赞美守礼有序，宾主融洽的关联；而对不能循礼自制，纵酒失德的宴饮，则是否定的。礼乐文化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燕飨诗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些侧面。
全诗以鹿鸣起兴，首章言奏乐，二章言饮酒，末章则并奏乐、饮酒而言之。从情绪上说，是一章比一章亲近；从气氛上说，是一章比一章热烈。至末章则到达“和乐且湛”的高潮，层次十分清晰。
四、怨刺诗：
西周中叶以后，个性是西周末期，周室衰微，朝纲废弛，社会动荡，政治黑暗，超多反映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出现了。这些诗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所谓“变风”、“变雅”：《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是后世经学家纳入伦理轨道后对《诗经》作品的主观解说，即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经》确有不少含蓄蕴藉的作品，但也有一些直吐怒骂之作。这些作品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其特点是“多具忧世之怀”，“有忧生之意”。刘熙载《艺概》）如小雅中的《节南山》、《雨无正》反映了厉王、幽王时赋税苛重，政治黑暗腐朽，社会弊端丛生，民不聊生的现实。国风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鄘风·墙有茨》、《鄘风·相鼠》、《齐风·南山》、《陈风·株林》，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政教缺失，人伦废绝，刑政苛酷的时代背景下，公卿列士、贵族大夫及社会各阶层人士，悯时丧乱，忧世忧生，以诗来针砭时政和社会弊端，感叹身世遭遇。
五、战争徭役诗：
战争与徭役为主要题材的叙事和抒情诗称为战争徭役诗，这类诗大概有30首。战争与徭役在作品中一般被称为“王事”：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小雅·采薇》）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唐风·鸨羽》）王事靡盬，忧我父母。（《小雅·北山》）
参加战争和徭役，是周人务必履行的义务。战争徭役诗的主旋律：由于周人重农尊亲，所以从总体上看，战争和徭役诗，大多表现为对战争、徭役的厌倦，内含较为浓郁的感伤思乡恋亲的意识。从而凸现了较强的周民族农业文化的心理特点。《诗经》反映战争徭役有两种状况：
其一、对周边民族的抵御与进攻（用心防御）。自西周建国，不断受到外来侵扰，北方的玁狁（戎狄），东南的徐戎、淮夷，南方的荆楚。这些部族尚处于游牧阶段，未进入礼貌的门口，文化水准的差异及对子女财帛的垂涎（xian），使他们对农业为主体的较为富庶的周民族发动进攻。于是就有了战争诗。《小雅·采薇》《秦风·无衣》（与玁狁）《大雅·常武》《大雅·江汉》（与荆楚）周族创造的是农业礼貌，周人热爱和平稳定的农业生活环境。所以，更多的战争诗表现出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充满忧伤的情绪。如《小雅·采薇》是出征玁狁的士兵在归途中所赋。北方玁狁侵犯周朝，士兵为保家卫国而出征。作者疾呼“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说明其所怨恨者是玁狁而非周天子。诗人对侵犯者充满了愤怒，诗篇中洋溢着战胜侵犯者的激越情感，但同时又对久戌不归，久战不休充满厌倦，对自身遭际无限哀伤。
其二、对内镇压叛乱的。武王灭殷之后，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国，并让管叔、蔡叔、霍叔监督武庚。武王死后，周公当政，武庚、管叔和蔡叔及徐国、奄国相继背叛，周公率兵东征。经历了三年的激战，最后平定了叛乱。如《豳风·东山》。《豳风·东山》反映的完全就是士卒的厌战情绪了。出征三年后的士兵，在归家的途中悲喜交加，想象着家乡的景况和回家后的情绪。“我”久征不归，此刻最后脱下戎装，穿上平民的衣服，再不好行军打仗了。归家途中，触目所见，是战后萧索破败的景象，田园荒芜，土鳖、蜘蛛满屋盘旋，麋鹿游荡，萤火虫闪烁飞动，但这样的景象并不可怕，更令人感到痛苦的，是家中的妻子独守空房，盼望着“我”的归来。遥想当年新婚时，喜气洋洋，热闹完美的情景，久别后的重逢，也许比新婚更加完美？那里既有对归家后与亲人团聚的幸福憧憬，也有对前途未卜的担忧，整首诗把现实和诗人的想象、回忆结合在一齐，极为细腻地抒写了“我”的兴奋、伤感、欢欣、忧虑等心理活动。诗人对战争的厌倦，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假如说在战争诗中，除了厌战思乡之情外，还有少数激奋昂扬之作的话，《诗经》中的徭役诗，则完全是对繁重徭役的愤慨厌倦了。无论是大夫为天子、诸侯服役，还是下层人民为国君服役，都表现出服役者的强烈不满。如《卫风·伯兮》，即写一位妇女由于思念远戌的丈夫而痛苦不堪。女为悦己者容，所爱的人不在面前，梳妆打扮还有什么好处呢？率真质朴地写出了思妇内心的相思哀痛。《王风·君子于役》也以思妇的口吻抒发了对役政的不满。黄昏时候，牛羊等禽畜都按时回家，而自我的丈夫却不能回来，即景生情，因情寓意，在田园牧歌式的农村小景中，渗透了思妇的无尽相思和悲哀。
六、婚恋诗。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仅数量多，而且资料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这些作品主要集中在“国风”之中，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精彩动人的篇章。
《诗经》中的情诗，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有单相思的诗：《周南·关睢》；男女相互爱慕的诗：《邶风·静女》；女子对男子的思念：《郑风·子衿》、《郑风·出其东门》；争取婚姻自由的诗：《鄘风·柏舟》；弃妇诗：《卫风·氓》和《邶风·谷风》。
讲解《氓》和《谷风》。
《氓》以一个普通妇女的口吻叙述自我从恋爱、结婚到被弃的过程。全篇叙事和抒情相结合，巧妙地将事件过程和弃妇的思想情感融为一体，在女主人公悔恨地叙述自我恋爱、结婚和婚后被虐、被弃的遭遇中，表现出刚强自爱、果断坚决的性格。
《谷风》以具体的事实诉说自我的劳苦贤淑和丈夫的薄情寡义，指责了丈夫的喜新厌旧，得新捐故的恶劣行为。客观地反映了妇女的悲惨命运。
第六节《诗经》的艺术特点
一、《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的开端：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
二、赋、比、兴的手法：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好处，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
《诗经》中“兴”的运用状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资料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鸳鸯》：“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兴句和后面两句的祝福语，并无好处上的联系。《小雅·白华》以同样的句子起兴，抒发的却是怨刺之情：“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这种与本意无关，只在诗歌开头协调音韵，引起下文的起兴，是《诗经》兴句中较简单的一种。《诗经》中更多的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郑风·野有蔓草》清秀妩媚的少女，就像滴着点点露珠的绿草一样清新可爱。而绿意浓浓、生趣盎然的景色，和诗人邂逅相遇的喜悦情绪，正好交相辉映。再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茂盛的桃枝、艳丽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婚礼的热闹喜庆互相映衬。而桃树开花（“灼灼其华”）、结实（“有蕡的确”）、枝繁叶茂（“其叶蓁蓁”），也能够明白为对新娘出嫁后多子多孙、家庭幸福昌盛的良好祝愿。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透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种象征暗示的关联。《诗经》中的兴，很多都是这种内含喻义、引起联想的
画面。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透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最为圆熟的作品，已到达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对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有直接的启发，如《秦风·蒹葭》，三章兴句写景物的细微变化，不仅仅点出了诗人追求“伊人”的时间地点，渲染出三幅深秋清晨河滨的图景，而且烘托了诗人由于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迫切地怀想“伊人”的情绪。在铺叙中，诗人反复咏叹由于河水的阻隔，意中人可望而不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凄凉伤感情绪，凄清的秋景与感伤的情绪浑然一体，构成了凄迷恍惚、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
三、重章叠句：《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不仅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好处表达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诗经》中的重章，许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如《周南·芣苡》三章里只换了六个动词，就描述了采芣莒的整个过程。复沓回环的结构，灵活多样的用词，把采芣苡的不一样环节分置于三章中，三章互为补充，在好处上构成了一个整体，一唱三叹，曼妙十分。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云：“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馀音袅袅，若远若近，若断若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诗经》的叠句，有的在不一样诗章里叠用相同的诗句，如《豳风·东山》四章都用“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周南·汉广》三章都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结尾。有的是在同一诗章中，叠用相同或相近的诗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叠句。三章在倒数第二、三句分别叠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
第七节《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抒情诗传统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构成。
《诗经》虽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诗经》能够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了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的抒情诗篇，是世界各国文学中罕见的。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个性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二、风雅与文学革新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用心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不仅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的优良传统。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意旨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从宋陆游到清末黄遵宪，也代有其人。
三、比兴的垂范
《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同时，《诗经》中不必须有寄托的比兴，在《诗经》被经学化后，往往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所以，有时“比兴”和“风雅”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而许多诗人，也紧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构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其他各种句式当时只是单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时，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能够追溯到《诗经》。总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