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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什么时候存在于我记忆中的？我早已记不清了。
到底读过多少他的文章？这似乎也早已记不清了。
不清楚他话中的感染力在于哪，我只清楚在受了他的影响之后，我开始将他的书一摞一摞地从书店往家里搬。以致连陈希米的《让“死“活下去》、孙立哲的《想念史铁生》我都一一深究。
对于先生的残疾，我想对先生一定是重创——在清平湾插队时因眷恋当地的景色而选择留在乡下，错过了医治而落的残疾。那年，他才二十一岁，还是在生命中最狂妄的年龄，残疾于他来说，是梦的葬送。他曾一度轻生，仰仗朋友的劝导才选择留下。
我曾在一篇作文中提到他：
“在自己本该最狂妄的的青年时，命运夺去了他的双腿；在他最颓废无助的年华里，笔墨却将他不可完成的梦还给了他。”
但也许先生的残疾对他来说也是足以改变他生命的：如果没有残疾，估计此时的先生会是一位英文教师或者是翻译，更不会有在地坛公园中的种种关于人生的思索；如果没有残疾，估计患有尿毒症的先生不会得到读者与作协的资助而得到很好的医治以维持生命。
也许就是这样吧，他凭借自己强大的意志重拾了自己的人生——到底是怎样的意志？由肾病发展到尿毒症，一周三次的透晰，每次四个半小时，经过一千多次针刺的他，动脉和静脉点已成了蚯蚓状，但他仍以“职业是生病，业余是写作”来自嘲，终是用自己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理想。
那么，我呢？不如他命运多舛的，我又将演绎出什么呢？我是不该在这幸福的环境中自怨自艾了吧？！我不过是在孤独中未被人发现理解罢了，若是能如先生一般的放空自己，放下这些，执着地追求自己的信仰，那么拥有信仰的我，又怎会真正的孤独呢？
先生既已离开，逝者安息！生者珍惜！
我该做的，是不是学习先生的豁达呢？我该做的，是把自己具备的不被人理解的种种坚持下去吗？
我想。是的吧！我应该放下这些不快的，继续向梦的彼岸奋进！